第十五章 南洋群像 (第2/2页)
整的报告。“
老汤张了张嘴，想说“您不会是想——“，可他看见张振勋笔尖落在纸面上的力道，把剩下的话咽了回去。他转身出去了，轻手轻脚地带上了门。
一个月后，张振勋以裕和行和另外三家华人商行的名义，联合出资收购了范德海姆船务公司百分之五十一的股权。收购价是八百四十万荷兰盾，张振勋一个人出了六成。消息传出来的时候，整个南洋的商界都炸了——一个华人，买下了一家荷兰人的船务公司？而且是全资控股？
张振勋做的第二件事，是把船务公司的内部规定重新抄了一遍，在“头等舱售票规则“那一栏里加了一行字：
“本公司头等舱只售予华人，票价以成本价核定，不得溢价。“
这条新规贴出去的第二天，新加坡港的码头上围了上百号人看热闹。华人水手、商贩、苦力，把那张告示围得水泄不通，有人不识字，旁边念给他听，念完了那人愣了半天，忽然一嗓子喊出来：“以后咱们也能坐头等舱了？！“码头上爆出一阵哄然的欢呼声，把海面上的海鸥都惊飞了。
头等舱只卖给华人，票价只算成本。别的船务公司看了，先是不信，后来是懵了——这么做生意，不是亏本吗？可再一细算，张振勋那家船务公司有十几条船，航线覆盖整个南洋，成本早就摊薄了，头等舱就算只卖成本价，公司也还有钱赚，只是赚得少些。可其他公司不行，他们头等舱的主力客户是洋人和日本人，一旦把华人放进来、再压到成本价，那就是自断财路。
三个月后，南洋各埠的船务公司陆续妥协了——他们派人来找张振勋协商，客客气气的，一口一个“张先生“，说“咱们坐下来好好谈“。
谈判桌上，张振勋穿着那件灰棉布的唐装，坐在主位上，面前摆着茶，不是酒。他看着对面坐着的几个洋面孔，笑了笑，笑容里什么情绪也没有。“诸位，“他说，“我只有一个条件：取消所有针对华人的舱位限制。以后谁都能坐头等舱，按市场价卖票。你们能做到，我就把我那条规定收回来，咱们公平竞争。“
几位洋商面面相觑，最后带头的那个荷兰人站起来，朝他鞠了一躬——“张先生，我们照办。“
张振勋端起茶碗，喝了一口。茶是凉的，可他觉得比什么酒都痛快。
收购船务公司的事过去半年后，有一天张振勋从槟城乘船回巴达维亚。他坐在头等舱里，手里拿着一本英文版的《经济学原理》。那书是一个英国朋友送给他的，封面是硬皮的棕色烫金，边角被他翻得有些卷了。
船舱里很安静，窗外是马六甲海峡一望无际的碧蓝色水面。他正读到关于地租理论的那一章，忽然听见舱门口传来一阵脚步声，然后是几句英语——
“……我真是无法理解，这些华人到底在船上干什么。他们懂什么叫头等舱吗？他们知道怎么用刀叉吗？“
另一个声音附和着笑了一声：“算了，别说了，反正现在全乱了。什么人都能上来。“
张振勋没有抬头。他继续看书，手指稳稳地托着书脊，翻了一页。
那个脚步声走到了他旁边，停住了。一个穿着白色亚麻西装、脸晒得通红的英国***在他座位边上，居高临下地看了他一眼，又看了看他手里的书。那英国人脸上的表情先是惊讶，随即变成一种傲慢的戏谑——他回头对同伴说了一句，声音故意放大了一些：
“哦，上帝，你们看，华人也会看书呢。这可真是稀罕事。他们是不是把书拿反了？“
他的同伴们笑了起来。那笑声在安静的头等舱里显得格外刺耳。
张振勋把书合上了。
他合得很慢，先把书签夹进正在看的那一页，再把硬皮封面轻轻扣上，然后抬起头来，看着那个英国人。张振勋的英语发音清晰而从容，带着在南洋跟各方商人打交道练出来的那种不紧不慢的节奏：
“这位先生，听您的口音，是伦敦东区的人吧？“
那英国人脸上的笑僵了一下。他的口音确实是伦敦东区——那是工人阶层聚居的地方，在上流社会里属于“粗俗“的标记。他没料到这个华人能听出来，而且听得分毫不差。
张振勋继续说：“我在泰晤士河边做过几年生意，认识几位东区的老绅士。他们虽然穷，可从来不觉得读书是一件可笑的事。先生，您觉得华人看书很稀奇，那我问您一个问题——“
他站起身来了。他比那英国人高半个头，站起来之后微微俯视着对方，声音不高不低，像在谈一笔寻常的买卖：
“我们各自选一门同样的生意来做，不限行业，不限本金，不限人手——一年为期，年终盘点，谁的利润高，谁赢。如果我输了，这整家船务公司我拱手奉送，连船带码头，全都给您。如果您输了——“
他停了一下，嘴角微微弯了一下。
“您只需要当着这船所有乘客的面，大声说一句：'华人也会读书。而且比我会。'如何？“
那英国人的脸从红变成白，又从白变成猪肝色。他的嘴唇翕动了几下，喉咙里发出某种含混的“呃呃“声，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他的同伴也不笑了，纷纷低头看着地板或窗外。
就在这时，一个穿制服的中年英国人从船舱另一端快步走过来——他是这艘船的船长，张振勋之前在商务场合见过他两面。他认出了张振勋，又看见了那个面红耳赤的同胞，立刻明白了是怎么回事。他快步走到张振勋面前，伸出手来，语气恭敬得近乎低声下气：
“张先生，实在抱歉，这位是我的乘客——他不是有意冒犯您。请您原谅。“
然后又转头对那个英国人低斥了一句：“闭嘴！你知道他是谁吗？这是张振勋先生！这整艘船都是他的！“
那英国人的嘴张成了一个圆洞，瞪着眼睛看着张振勋，喉结上下滚了两轮，终于挤出一句含混的：“我……我很抱歉。先生。“
张振勋没有看他。他重新坐下来，把那本《经济学原理》翻开，找到书签夹着的那一页，继续看了下去。仿佛刚才的一切都没有发生过。
“记住你说的话。“他头也不抬地说，“华人也会看书。下次说这话的时候，声音小一些，别吵着别人看书。“
那英国人灰溜溜地走了。脚步声消失在船舱的另一头。船长又连声道了几句歉，也退开了。头等舱重新安静下来，只有海浪拍打船舷的声音、书页被翻动的轻响，以及远处某间船舱里传来的、若有若无的钢琴声。
张振勋又翻了一页，停下来，拿起桌边的钢笔，在书页的空白处写了一行小字：
“洋人怕什么？怕你比他强。不强就永远被看不起。“
他想了想，又在下面加了一行：
“收购船务，改规矩，争头等舱——这些都不是为了赌气。是为了让以后每一个坐船的华人，都能抬着头进舱门。“
写完他把钢笔帽扣好，继续往下读。窗外的海面一片深蓝，阳光从云层缝隙里射下来，在海面上撒了一把碎金。船朝着巴达维亚的方向稳稳地驶去，头等舱的舷窗外，海天一色，无边无际。
商会成立一周年那天，张振勋在巴达维亚的宅子里摆了一桌家宴，只请了张煜南、谢荣光、胡子春、胡文虎几个人。
席间胡子春忽然端起酒杯站起来，说了一句话：“振勋兄，去年你出头买那家船公司的时候，我其实心里嘀咕过——这么大一笔钱，万一砸了怎么办？“
张振勋夹了一粒花生米，嚼着，没说话。
胡子春接着说：“可现在看明白了。你砸的不是钱，你砸的是那道墙。墙一倒，后面所有人都能多走两步。“他把酒杯举起来，“这杯敬你。“
张煜南和谢荣光也站了起来。胡文虎早就站起来了，他连站带跳的，酒杯里的酒都洒了一半在袖子上。
张振勋看着面前这几张脸——有老成的、有寡言的、有热切的，有跟他明争暗斗了半辈子的、有把他当良师敬着的。他忽然想起三十年前那个在巴达维亚码头上攥着半块银元、不知道该往哪走的大埔少年。那时候他做梦也想不到，有一天他会坐在这张桌子边，面前站着整个南洋最有头脸的华人，齐刷刷举着酒杯，对他说“敬你“。
他站起来，端起自己的杯子，举高了，跟每个人碰了一下。
“别敬我，“他说，“咱们互敬。“
六只杯子碰在一起，发出一阵叮叮当当的脆响。酒液在杯里晃荡着，映着头顶的油灯光，像一小团一小团被揉碎了的月亮。
窗外，巴达维亚的夜色正浓。远处海面上有星星点点的渔火在晃，更远处，一艘挂着裕和行旗帜的货轮正缓缓驶出港湾，朝着苏门答腊的方向去了。船舱里装满了橡胶、锡锭和胡椒——都是华人的货，挣的是洋人的钱，装在华人的船上。
而那艘船的头等舱里，此刻坐着几个普普通通的华人乘客。他们有的在看书，有的在喝茶，有的趴在舷窗边看海。他们不知道这艘船经历过什么，不知道那个曾经贴满“华人不配“字样的售票窗口已经换了告示。他们只是付了票价，走进舱门，坐下来，像任何一个理应得到尊重的乘客一样。
这就够了。
张振勋站在窗边，把最后一杯酒慢慢喝完。酒是凉的，从喉咙一直凉到胃里，可那股热劲从胃里反上来，又暖了全身。